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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佛教简史》第三讲

三：隋、唐的佛教（之一）－－国家统一的佛教与佛教八宗的形成

【第一层】：隋代的佛教

经过几百年的小国交替，到了隋朝完成了对中国的基本统一。佛教也随之南北综合起来（因隋高祖〖文帝〗幼时是冯翊（yi）般若寺神尼〖智仙〗养育抚大，与佛教有很深的关系，晚年信仰佛教高昂而冷淡儒教，终于在601年6月下诏废除全国公立学校，是日颁送佛舍利于天下诸州百十一所，令建舍利塔。此为中国佛教史上划时代的创举。使佛教发展成为中国人的宗教了）。

隋代佛教界于592年，文帝下敕选出德才兼备者，设二十五众：同时设定五众，率领各大寺。此为中国公立宗派团体的开始。（如：五众为：1、大论众；2、讲论众；3、讲律众；4、涅般众；5、十地众。）

隋炀帝时，亦曾在洛阳鸿胪寺四方馆设置教育外国留学僧的道场。

天台宗与智者大师－－大师学法华三昧法门，讲法华，后入住浙江天台山。大师当时综合南北反光镜各家教相判释，创立了独有的『五时八教『。〔与华严·法藏大师的『五教十宗』并称中国佛教学的双璧。对佛教经典的解释，形成了有名的天台科判一流。

五时八教（简释）：

〖五时〗：华严时、阿含时、方等时、般若时、法华涅般时。

〖八教〗：
{1}、化法四教（藏、通、别、圆）。
{2}、化仪四教（顿、渐、秘密、不定）。

三论宗－－龙树菩萨的《中论、十二门论》；以及提婆菩萨的《百论》。既是所谓的『三论』。开始研究是从梁·时〖摄山的栖霞寺〗的〖僧朗〗倡导，经〖僧诠、法朗〗而渐次发展，集大成者是隋代·的【吉藏大师】…父为安息人，母为金陵冯氏，生于金陵，跟〖法朗〗学三藏论，究其奥义，著有名的《三论玄义》，极力宣扬般若性空学的【八不中道】之妙理，其他著述：《中论疏、百论疏、十二门论疏》…。三论宗自他寂后盛行于长安，后因玄奘大师从印度带回唯识宗论著的传译与研究而衰微。

房山石经－－位于河北房山县（北京西南）西部石径山〔原名白带山〕。山下有隋代·〖静琬〗法师所开创的云居寺，此房山石经系〖静琬〗法师担心在末法时代佛经可能被废灭而刻，工作始于隋（605）年，终于唐贞观（639）年静琬法师去逝。刻经事业至辽、金、元为至约持续了七百五十年左右。（原因：末法思想意识与令法久住；以及佛教徒亲身经历的废佛事件所引法的恳切愿望）。

【第二层】：唐代的佛教（之一）－－国家、社会、佛教

唐代的佛教是最鼎盛的时期，前提是国家强盛富有，佛教从初传到唐代，不管是翻译、宗派、学说、汉化都完整地形成了规模。现象有几个：

1、舍俗出家，与家庭、父母的孝道伦理有悖，间接违背正常的世法传统。

2、僧尼专心修道，持戒而不从事农耕，无国民义务（军与赋），这不成文的文法，成了僧尼的特权。

3、僧尼增加，消费增加；户口减少，国库减少；佛寺与教团扩大，超过某种程度就破坏了国家社会的均衡。

4、人多事杂，可能引起佛教教团的腐化。

沙门的礼敬问题－－中国出家人遵循印度以来的佛教惯例。但在中国引起一些争议和过程：

南方－－有庐山的“慧远”著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五篇，阐明出家僧尼已弃世俗，应在王法圈外。（南方佛教具有印度外来佛教的特色）。

北方－－北魏僧统“法果”却谓：太祖明睿好道,即是当今如来,沙门宜应尽；又曰：能宏道者，人王也，我非拜天子，乃拜佛耳。（北方是在佛教得到转轮圣王般的帝王之保护尚可弘道的想法下，发现了国家与佛教的一致性）。

在唐代此问题的解决方法是：敕令君主可不拜，两亲当拜。至此，中国佛教已完全脱离了印度佛教的性质，融入在中国社会习俗中。（如：现在华人寺庙里有允许烧冥纸钱的习俗和现象）。

官寺与内道场－－初因来自于：

（1）唐高祖建国之初，于618 年召僧与道各六十九人，于太极殿举行无遮大会，建七日道场，吊祭建国牺牲的将士；

（2）亦有在先帝忌辰时，在佛寺里设斋行香，以此种类型的法会，是唐室信仰佛教的表现，以佛教界来看，也是佛寺对国家的使命，也是僧尼的义务；

（3）高祖在666 年，敕天下诸州，各置寺观一所，得度代僧七人住之开始。（最有名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敕建的开元寺。而帝王所设各种大法会，也是大都在此些寺院举行）。

（另：唐天宝五年（746）入长安的“不空三藏”，出仕‘玄宗、肃宗、代宗’三朝国师，以禁里内道场为中心，有密宗除灾致福的修法大事活跃。）

僧尼的籍牒（度牒戒牒）－－唐时出家为僧，要经过国家许可，并且限制人数，禁止私自剃度，以取缔僧尼泛滥。此时开始，唐朝对〖僧道的户籍〗公度之制始行确立。后来亦有设经度僧之制，考试及格者，由国家准其剃度，凡此公度出家者，由国家付予〖度牒〈祠部牒〉〗。终身负赋，也是吹家的身分证明。在结坛受具足大戒后，发给戒牒。此“度牒”与“戒牒”，同为官方发给，在唐代，公众出家者均带此二项文书。

僧尼的管制－－在唐律中，载有对僧道犯罪俗法推勘的判例。佛教界本身中，隋代的佛教置有寺监统理众僧。在唐代，佛寺定有三纲之制，建立：’上座、寺主、都维那‘职制（三纲由众僧中推举再由国家任命之）。中央有称为『僧录』的僧官；地方有称为『僧统』的僧官；各州则有『僧正』住持州立的开元寺。（唐中期以后，从中央到地方僧官制均告完成）。

僧尼的社会运动（公益事业）……中国的僧尼虽过出家人的生活，但仍未与一般社会隔绝。在〖则天武后〗时命天下各大寺设置：收容孤儿或孤老明德慈田院和免费医治的养老院。其经费一律由官方支给，管理经营是尼僧。同时僧尼亦为各地居民的治水、架桥、义井、义船、宿舍、植树等各项社会事业尽力。还包括：放生、赈灾、罪人免监禁保护等等。这些，乃是佛陀慈悲精神的悲田、福田思想的表现。

唐武宗的会昌法难：…【佛教的〈三武一宗〉灭佛之三】…随着佛寺及僧团的日益发展，从唐中期，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弊端。（主要是：一、佛教昌隆，典礼讲究，国家负担增加；二、僧尼众多，徭役免除，国库收入减少）。恰在此时，道士〖赵归真〗游说唐武帝，终由宰相〖李德裕〗下令废佛：

会昌二年（842），首先清理教团，令天下僧尼中曾犯罪及不能持戒者尽皆还俗，咒术、妖术等同禁，私人财产亦归公（仅长安一地即有3459人还俗）。

至会昌四年（844），天下小规模的佛堂、招提、兰若都被破坏。

笠年，长安、洛阳各剩下佛寺仅四所及三十人，天下各州仅留一寺，各寺僧尼，以州之大小分为三等：大州二十人；中州十人；小州五人。其他佛寺全被破坏，僧尼也全部被迫还俗。

唐会昌灭佛政策推行后所产生的后果：

被废弃的佛寺有4600多所；

招提、兰若等小规模佛堂草庵由于40000余所；

还俗僧尼人数达二十六万人之多；

佛寺奴婢十五万与僧尼一同编入两税户；

金银铜铁佛像道具尽改为货币或农具；

佛寺建筑则充任公共设施与工作场所；

会昌以后，所有经书佛像几乎毁坏殆尽。（846）年，武帝驾崩，宣宗继位，佛教又恢复，但是元气已大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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